遵义会议上谁投了毛泽东关键一票?

来源:《湘潮》杂志作者:吴义国责任编辑:杜汶纹
2017-10-12 10:29

遵义会议会址

怀着崇敬的心情到达遵义时,已是黄昏。街道上挂着的红红的中国结,在绵绵春雨的滋润下显得更加鲜艳。遵义是一座古城,老城与新城夹湘江而建,城墙高耸,雉堞相望。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刘畅告诉笔者,1928年川黔公路穿新城而过,街道以丁字口为中心,红军到遵义时,古城风貌犹存。遵义会议会址在以文化名人郑子尹(郑珍)命名的老城子尹街,临街有一个大宅院,它原是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府第。大门上有毛泽东一生中为革命旧址唯一的题词:“遵义会议会址?!闭?个大字飞洒、遒劲,充满革命豪情,令笔者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们认识中国,真正懂得独立自主,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?!?935年1月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,在这里召开了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。

共产国际这根“拐杖”甩掉了

“通道会议以后,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,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,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?!闭驹谧褚寤嵋榈拇舐デ?,讲解员郭婉莹深情地回顾起遵义会议。

1934年12月15日,中央红军占领黎平。18日,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,周恩来、博古、毛泽东、陈云、刘少奇、李德等讨论了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?;嵘险箍思ち业恼?。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,与会者中大多数人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,通过了《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》,决定放弃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。这次会议后,毛泽东参与中央红军最高领导层工作。

按毛泽东“避实就虚”的正确主张,红军挥戈西进,所向披靡。胜利中,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“左”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,认识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性,强烈要求尽快结束“左”倾错误领导,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。

而此时,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,急忙改变兵力部署,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,王东原师驻锦屏、江口、沿河一带,章亮基、陶广两个师向沅渡疾进,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;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4个师、周浑元2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、施秉、黄平、三穗一带;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、榕江、独山一带;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。同时,令黔军王家烈、犹国才4个师集于平越(今福泉)、马场坪、重安江等地域阻截,6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,企图阻止红军“赤化黔北”,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,自以为乌江天险“扼险固守,可保无虞”。

而此时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、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,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、再入湘西的计划,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,一路上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争吵不休,并散布“到了乌江南岸,红军就该拐弯了,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”等流言蜚语,企图分散红军主力,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,实现与红二、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。周恩来后来回忆说:“从黎平往西北,经过黄平,然后渡乌江,到达遵义,沿途争论更激烈”,他们的言行导致了部队思想的混乱。

红军到底何去何从?生死攸关的选择再一次摆到了中央红军的面前。

1934年底,红军到达乌江边,根据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的建议,准备强渡乌江,直取遵义,并以此为中心,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。然而,就在中央红军紧锣密鼓准备强渡乌江之时,博古、李德却拖起了后腿。12月30日,李德找到博古说:“乌江更大,红军血浴湘江的悲剧将在这里重演?!辈┕派钐玖艘豢谄?,回应道:“我们不能在相同的问题上再失败一次?!绷礁鋈松盍牧艘桓鐾砩?。

12月31日,博古找到周恩来要求召开紧急会议,对毛泽东提出的“西进贵州”的进军路线重新讨论。于是,就在这一天的下午,中共中央决定在贵州猴场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,会议由周恩来主持?;嵘?,李德、博古坚决反对毛泽东“强渡乌江”的提议,但是当大家要求他们提出新的方案时,他们却一筹莫展,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见。这个会议跨了一个年度,一直开到1935年的1月1日凌晨?;嵋榫龆?,中央红军继续按照毛泽东的意见“强渡乌江、直取遵义”。另外,会议还通过了一项决议,就是今后军委再做出新的作战部署时,必须在20人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才能执行。

从此,“最高三人团”对红军的指挥权被“政治局二十人团”所取代。著名的军旅作家王树增评论说:“通道会议、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,李德、博古的决议遭到了集体抵制,虽然研究的只是军事方针问题,但是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政治态势,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向李德、博古说‘不’了?!?/p>

1935年1月6日,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乌江天险。次日,红军占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。此时,乌江成了红军的天然屏障,刚刚到达贵阳的薛岳也正忙着抢夺贵州大权,而遵义附近的其他部队也难以对红军造成实质性的危险。由此,一直被动挨打的红军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此时,遵义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了。

在毛泽东等领导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失败进行总结之时,作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,博古对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失败也十分纠结,他也希望找到真正的原因。1月10日,博古找到周恩来说:“一两个月来,毛、张、王、彭、林等人对我们很有些意见,大家要求开会,检讨一下第五次反‘围剿’以来的军事行动?!敝芏骼丛缫严搿俺谜飧瞿艽氖焙?,好好地总结一下”,因此回应道:“是要好好地总结,起码要准备两个报告:一个是第五次反‘围剿’的总结报告,一个是研究下一步的军事方向?!辈┕磐饬酥芏骼吹囊饧?。

1935年1月15日,遵义会议召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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